在波恩气候大会举行地德国，关于气候大会的新闻差点就淹没在美国总统亚洲访问，以及德国牙买加联盟谈判的新闻当中。
当然，COP23在德媒报道中也还是掀起了一些波澜。无论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角度，还是新的气候治理格局形成，中国都是德媒绕不开的话题：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国能否在成为新的气候领导力量？在德国国内告别燃煤和告别内燃机的呼声中，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上的作为是否会成为德国的威胁？
新的领导力量？
对于中国是否愿意接棒气候治理的领导角色，《明镜》在线的《美国想如何智取中国》一文表示了质疑：“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相比，在准备了‘搭桥方案’的中国身上看到了更少的牺牲精神：他们强调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从而不愿意接受义务。”“没有强大的责任心和义务履行，中国就不可能在气候谈判中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力量。”文章称。
这里其实牵扯到了两个阵营的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危机。
《巴登报》《在环保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感觉被发达国家忽悠了》谈的就是信任危机：“从大会的第一天开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信任基础很薄弱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该文分析，“发展中国家不想为实现2020年目标有所行动，因为在此之前京都议定书仍起作用，该协议规定的是发达国家有义务行动。……伊朗和中国在第一次会议上就申请将盘点2020年前行动提上议程。”而斐济关于明年再讨论“2020年前的行动”的提议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一位印度外交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提议无法接受：这个提议意味着，印度，中国和其他发展国家必须执行更严格的气候政策。”
“来自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的人员也强调，这个提议抹掉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
这就意味着，“解开僵局的前提是，在2020年前，发达国家得有更多的行动。”（编者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抗争，本届气候峰会最终决议文本明确列出，2018年到2020年发达国家必须对气候资金和减排行动的进展做出一系列盘点和评估。）
至于发达国家，德国媒体当然会拿德国开刀。“一方面，环境部长汉特克斯因在发言中说到德国会继续支付5千万欧元，用以帮助贫困国家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从而赢得了掌声，另一方面，她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德国会不会因为2020年的气候目标落空而有损声望？”
这不仅仅关乎声望，而关乎的是两个阵营里实际发生着的观望，较量，对抗。
对发展中国家批评最直接的当属《世界报》《在环保上发展中国家做得太少》，该文如此讽刺中国：“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收购大企业和矿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但在气候大会上，这个超级大国还是更乐于把自己定位于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环保上除了在国际大会上就财政好处上讨价还价，还能做什么？很显然，做得太少。”
文中还引用了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数据来佐证。该财经新闻机构做了一项关于非经合组织国家2010年到2016年在清洁能源投资上的研究。研究表明，“从2010年到2015年，投资一直呈增长趋势，而巴黎协定之后， 2016年较前一年从1516亿美元减少到1114亿美元。” “而这减下来的四分之三是由中国减下来的。”当然该报道也承认，“其他非OECD国家的新能源投资也下降了25%。”看来2016年的新能源投资下滑是个普遍问题。
不过，在气候治理角色这一问题上，中国在德国媒体中也有积极的形象。
《汉诺威汇报》的一篇《中国，环保新先驱》中引用环境部长汉特克斯在气候大会上说的：“我们可以信赖中国。中国本身有兴趣和意愿走在前头。”并解读说：“这位女政治家有资格做出评判，她在任上曾几次访问中国。她清楚，中国在气候治理上的态度转变来自于自身的兴趣和利益。”
研究机构 对在气候大会现场观察的生态环境专家施瓦策（ ）进行了采访，在被问到对中国是否有意接手引领角色的观察时，施瓦策点出了中国的两难处境：“从最近的报道中可以看到，2017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长，很大程度上，中国脱不了干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环保不重视，相反，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得相当有建设性。中国对没能达到其气候目标给出的原因，和德国十分相似：实现起来极其难，而且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两个国家都想有所为，却都没有做出具体的允诺。”
当然，COP23在德媒报道中也还是掀起了一些波澜。无论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角度，还是新的气候治理格局形成，中国都是德媒绕不开的话题：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国能否在成为新的气候领导力量？在德国国内告别燃煤和告别内燃机的呼声中，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上的作为是否会成为德国的威胁？
新的领导力量？
对于中国是否愿意接棒气候治理的领导角色，《明镜》在线的《美国想如何智取中国》一文表示了质疑：“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相比，在准备了‘搭桥方案’的中国身上看到了更少的牺牲精神：他们强调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从而不愿意接受义务。”“没有强大的责任心和义务履行，中国就不可能在气候谈判中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力量。”文章称。
这里其实牵扯到了两个阵营的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危机。
《巴登报》《在环保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感觉被发达国家忽悠了》谈的就是信任危机：“从大会的第一天开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信任基础很薄弱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该文分析，“发展中国家不想为实现2020年目标有所行动，因为在此之前京都议定书仍起作用，该协议规定的是发达国家有义务行动。……伊朗和中国在第一次会议上就申请将盘点2020年前行动提上议程。”而斐济关于明年再讨论“2020年前的行动”的提议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一位印度外交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提议无法接受：这个提议意味着，印度，中国和其他发展国家必须执行更严格的气候政策。”
“来自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的人员也强调，这个提议抹掉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
这就意味着，“解开僵局的前提是，在2020年前，发达国家得有更多的行动。”（编者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抗争，本届气候峰会最终决议文本明确列出，2018年到2020年发达国家必须对气候资金和减排行动的进展做出一系列盘点和评估。）
至于发达国家，德国媒体当然会拿德国开刀。“一方面，环境部长汉特克斯因在发言中说到德国会继续支付5千万欧元，用以帮助贫困国家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从而赢得了掌声，另一方面，她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德国会不会因为2020年的气候目标落空而有损声望？”
这不仅仅关乎声望，而关乎的是两个阵营里实际发生着的观望，较量，对抗。
对发展中国家批评最直接的当属《世界报》《在环保上发展中国家做得太少》，该文如此讽刺中国：“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收购大企业和矿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但在气候大会上，这个超级大国还是更乐于把自己定位于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环保上除了在国际大会上就财政好处上讨价还价，还能做什么？很显然，做得太少。”
文中还引用了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数据来佐证。该财经新闻机构做了一项关于非经合组织国家2010年到2016年在清洁能源投资上的研究。研究表明，“从2010年到2015年，投资一直呈增长趋势，而巴黎协定之后， 2016年较前一年从1516亿美元减少到1114亿美元。” “而这减下来的四分之三是由中国减下来的。”当然该报道也承认，“其他非OECD国家的新能源投资也下降了25%。”看来2016年的新能源投资下滑是个普遍问题。
不过，在气候治理角色这一问题上，中国在德国媒体中也有积极的形象。
《汉诺威汇报》的一篇《中国，环保新先驱》中引用环境部长汉特克斯在气候大会上说的：“我们可以信赖中国。中国本身有兴趣和意愿走在前头。”并解读说：“这位女政治家有资格做出评判，她在任上曾几次访问中国。她清楚，中国在气候治理上的态度转变来自于自身的兴趣和利益。”
研究机构 对在气候大会现场观察的生态环境专家施瓦策（ ）进行了采访，在被问到对中国是否有意接手引领角色的观察时，施瓦策点出了中国的两难处境：“从最近的报道中可以看到，2017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长，很大程度上，中国脱不了干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环保不重视，相反，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得相当有建设性。中国对没能达到其气候目标给出的原因，和德国十分相似：实现起来极其难，而且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两个国家都想有所为，却都没有做出具体的允诺。”
新的威胁力量？
另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里的崛起，这令德国倍感焦虑。
《焦点》杂志《波恩气候大会决定气候政策是否还会赢得我们的信任》解析目前德国的局面：“一方面没有谁知道牙买加联盟谈判终结之后德国会出台怎样的气候政策，另一方面，德国没办法完成2020年的气候目标，人人皆知。”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能源领域里的德国式焦虑集中在是否告别燃煤和告别内燃机，而德国媒体在批评德国气候和能源政策时，举的例证就是中国：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作为，将德国远远甩在了后头 。
德国之声《中国：从气候罪人到气候拯救者？》报道对中国和德国进行了对比：“去年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大约为780亿美元，而德国为130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将投入3610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独自遥遥领先。”
德国电视二台（ ）则用“中国的绿色野心”来描述中国的太阳能发展进程和规模。
但事实不止于一面。德国之声的《中国，被高估的气候冠军？》指出了中国新能源发展的另一面：“中国从2015年到2016年太阳能发电增长超过80%，但太阳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不过1%，风力发电的情况也相似：18%的增长率，却占总发电量的4%。而火力发电占总发电的比率超过65%。”
一方面是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大刀阔斧的行动，另一方面在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面前，其不过是杯水车薪。所谓既充满希望，也充满尴尬。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亦如房间里的大象，不容忽视。
